"She said (HIV/AIDS) was invented as a bio-weapon in some laboratory in the West," a senior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said.

"We don't agree with that."

Kenyan ecologist Wangari Maathai, the first African woman to win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day reiterated her claim that the AIDS virus was a deliberately created biological agent.

"Some say that AIDS came from the monkeys, and I doubt that because we have been living with monkeys (since) time immemorial, others say it was a curse from God, but I say it cannot be that.

"In fact it (the HIV virus) is created by a scientist for biological warfare," she added.

"Why has there been so much secrecy about AIDS? When you ask where did the virus come from, it raises a lot of flags. That makes me suspicious," Ms Maathai said. 不少人認為這是非常沒有常識的言論。



     十二月十日,除了是「世界人權日」外,在挪威的首都奧斯陸,也舉行了二00四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一名肯亞的生態學家馬阿薩伊(WANGARI MAATHAI)女士,榮獲了這個全世界矚目的殊榮,同時也是諾貝爾和平獎自頒獎以來,首位獲獎的非裔女性。諾貝爾和平獎籌設的目的,就是深信任何衝突都能透過努力而被化解,以往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為「和平」所下的定義,總是著重於弭平紛爭或是提倡人權方面,但這次的諾貝爾和平獎,卻給了「和平」一個全新的詮釋。

  和平的範圍其實是很廣泛的,可以指人與人之間的和平、人與生存空間的和平、兩性之間的和平、與大自然間的和平,對各個國家而言,「追求和平」必須以務實的思維面對不同的挑戰,這也正是諾貝爾和平獎首次將環保議題納入考量的深遠意涵之一。

     我們在傳媒看到的"和平"事件,大多是一些國家元首簽署和平協定和握手,或者是聯合國某大使在發生衝突的民族或國家之間斡旋,而這些元首和大使,大多是男人,好像男人在締造戰爭的同時也締造和平。

因此,去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肯雅的婦女運動與環保運動推動者馬塔伊(Wangari Maathai) 的時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不是因為馬塔伊是個女人,而是認為"環保"與"和平"風馬牛不相及。

     就此,馬塔伊回應道:"很多戰爭都為爭奪資源:中東戰爭為了爭奪石油、水源和土地,非洲戰爭為了爭奪礦產、木材。我認為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眼光已超越了戰爭本身,到達如何防止戰爭發生的層次上。

     "她還精闢地說:"善用資源,我們便播下和平種子。"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委更為馬塔伊對於和平的理解,加上一層性別色彩,說馬塔伊是"用神聖的方式讓可持續發展與民主人權,特別是女性權利,擁抱在一起"和"把科學、社會責任與政治活動結合起來,她的策略遠不止於保護環境,而是確保並強化了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基礎"。

     馬塔伊不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女性,而是一百多年歷史上的第十二位。在這十二位女性當中,有不少政治精英,如一九九一年獲獎的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一九七六年獲獎的反對北愛爾蘭宗派暴力的威廉斯(Betty Williams)和科雷根(Mairead Corrigan)等;也不乏個別出名的婦女領袖,如二○○三年獲獎的伊朗人權律師伊巴迪(Shirin Ebadi)、一九七九年獲獎的印度扶貧工作者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等。 

     而從國籍或族裔看來,早期的獲獎者還更多是來自歐美國家的,如分別於一九三一年和一九四六年獲獎的阿紮姆斯 (Jane Addams)和鮑爾奇(Emily Greene Balch)均為"促進和平自由國際婦女協會"組織的美國籍成員。



     這個由男性和精英主義主導的諾貝爾和平獎所體現的和平概念,大多離不開防止國族、宗教或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和戰爭,以至修補這些衝突和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如地雷、疾病、不安全、冷戰等。雖然偶爾出現一些如德蘭修女、無國界醫生這樣的獲獎者,但也難突破主導的"和平"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馬塔伊獲獎,雖然仍然帶有某種精英色彩(她是肯雅的副環境部長和生物學博士),卻打開了"和平"工作的另一種可能性,即把保育環境和提升權益意識作為防止一般為爭奪資源而發動的戰爭的策略,而環保工作與婦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結合的,而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所指出的"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基礎,必然包括種樹運動帶來的人文生態改變,即婦女從運動中獲取的人權和婦權意識,將成為她們持續這些工作的動力。 (by 陳順馨
  看重自己的力量,就能獲得共鳴,進而改變現狀,對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馬阿薩伊女士這樣形容:「每個人都能有貢獻,但我們往往放大目標的困難性,卻忘記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改變世界,我只是種了一棵樹,但如果數十億的人跟我一起做,這將會是多麼驚人的結果!」(節錄自阿扁總統電子報http://www.president.gov.tw/1_epaper/93/931216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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